我从密执安来，它的北边是加拿大。冬天早早地来到了加拿大这片广漠的土地上——夏天和冬天之间只隔着一个漫长而晴和的秋夜，大雁就开始南飞了。在我起身来汉堡(受奖)前的一个清晨，我听到我家屋顶上有雁鸣声。我只穿着衬衫就跑出来看它们从天上飞过。在寒天之上，大约百十只大雁，组成一个十分优美而有力度的V字形雁阵飞翔着。我刚刚驻足在院中，却发现它们已从我家屋顶上飞过去，随之它们的叫声也消失了。城里的噪声太大了，我甚至没有细听那最后一声雁鸣。不行，我顾不上穿外套，便一头钻进汽车中开车追逐着雁阵，直到看着它们飞出城去。它们就那样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身下是晨光中沉寂的大地。

就在那一刻，我听到最后一声雁鸣飘回大地，飘入我的耳屏，那一叫声中满含着野性和渴望，饱含着生气与爱。那一声鸣叫触动了我——一个被雁阵甩下的凡人的心。在那一刻孤独的伫立中，我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正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一生所做的——追逐，追随，倾听，生存，只是为了一声呼啸——不单单是为一声大雁的呼叫，而是为了创造力的呼啸。当然，大雁的呼啸在那一刻唤醒了我的创作灵感，教我来写这一篇演说辞。那么，我为何不就此来探讨一下创造力的问题呢？这不仅令作家着迷，也令其他人困惑和着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比这个更为经常地纠缠着一个作家了。当然，并没有人问创造力的本质是什么。人们更愿意直截了当地问：“你的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

问题……   

每个人都会这样问的。对图书涉猎未深的人似乎会第一个站出来提这类问题，而深谙图书的人则会问得更为执著。儿童们当然要问了。不少孩子写信给我，几乎每封信都有一系列的问题。问我有没有宠物，有几个孩子，有没有老婆。而问我‘‘有没有老婆’’的问题一般都是在问我“有几个孩子”之后。但在所有问题之首的是：“你是怎么想出故事来的？”

    这个问题令每个作者生畏。尽管随便说说容易，可这个问题带有某种探秘的成分——探讨最初故事在何时何地萌发，探讨那最初的独特想法是怎样和为什么能激发出创作的过程来。发问者想要被带入创作的神秘中去探幽，而这个问题则在探讨着创作的过程。

    好吧，先说说“怎么想出来”的吧。那种创造性的、强有力的想法从何而来？它来自某个地方，又像是来无踪去无影；它可以从任何途径来，很奇怪的途径。但它肯定是从内心深处来的，它百分之百是主观的。

    就是这种主观性立即划清了创造型作家与雇佣文人的分野。后者总是在公众需求和要求的圈子中钻来钻去，像个小丑一样地表演着。这种雇佣文人总是伸直了耳朵在听着俗众们的需求、时尚、变化和要求，从而自觉地奉献出俗众所想所求的东西。当然，毫无疑问，这样做很有金钱的赏赐。他总是能够随着图书行情、风格和时尚的变化而左右摇摆。一旦市场上缺了哪类书，他就会恪尽职守地去填补这个真空。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我一点都不蔑视他，因为人们总在呼唤着不成其为书的书，即“非书”。可为“非书”而劳作的人只能算作雇佣文人，而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

    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只有一种需求、一种挑战和一种责任，它完全是主观的。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全部艺术的责任——那就是“捕捉”(正如中国哲学家陆机所说的那样)——用形式的笼子捕捉天地万物，但是在他履行这个艺术职责之前，他必须倾听唯一的挑战——他要倾听的就是创造力的呼啸。当然，他须得独自静听，有点像我倾听大雁的鸣叫那样。是在听到那最后一声飘向大地的雁鸣时，我的创造力被触动了。是的，你须得独自一人才能听得到那声音。

独自行路

    有创造力的作家须得独自行路。在最初学习创造性艺术的时候，他是孤独的。而在他获得了成功、赞赏和理解后，他仍须独自行路。他继续向前独行。

    他只顾独自前行，对追随其后的赞美和喋喋不休的评论一概不予理睬，对他们的需求和需要不屑一顾。哦，别误会，他一点都不感到优越。他要继续前行，因为他必须这样独行。只有这样他才能听得到那种挑战——他唯一的挑战——创造力的呼啸。

是在那种呼啸中，也是为了那一声呼啸，他活着，他获得了他的意义和他的自我……哦，我把这说得太明白而缺少了神秘感，这真叫我失望。或许我不需要如此解释，因为诗人斯梯芬·文森特在他的一首题为《感谢》的诗中，早已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完美，请让我朗诵给大家听吧：

我吃我睡我流着汗水求生存

但我对此毫无感激，

我感激

能在十七岁上盲目作诗

高墙震颤出呼啸

写麻的手不是我的

它属于一个聪明的动物。

你看，这种呼啸就是这样变成了一种想法，它来自某个地方，又像是来无踪影。这种情境被印度人这样定义并表达出来：“艺术家从某种难以想像的信心源泉中深深地呼吸，获得某种盲目的自信，随后发出自己的声音。”请注意这个“盲目的自信”。盲目——他根本弄不清他的想法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