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历来把翻译当作一门技艺。翻译，或心织笔耕，或心口并用，积年有技，熟能生巧。翻译技巧产生于实践，应用于实践，对译者具有普遍性。翻译技巧代代相传，当代国内外翻译工作者所总结出的技巧与于古代、近代的一脉相承。
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翻译技巧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1300多年前，玄奘在翻译梵文佛经时就运用过各种翻译技巧，如增量、省略、变位、离合、译名假借等，并提出著名的“五不翻”，即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需直译。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有专章讨论“译书之法”，介绍“华文已有之名”的翻译、“设立新名”的方法以及如何“作中西名目字汇”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义。? ?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他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又说：“若以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凡此种种古人或有感而发，或经验之谈，常以简略的文字对翻译技巧和方法予以描述或规定。
五四前后，我国社会动荡，新思潮波涛翻滚，新科技、新文学纷纷引进，新名词、新术语如雨后春笋。翻译中首当其冲的是选材和译名问题。朱佩弦1919年在《新中国》1卷7期撰文道：“翻译的问题可以分两层讨论，第一是译材选择的问题，第二是如何翻译的问题。如何翻译的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译笔，即译者修辞的方法；二是译名，此处的“名”即一切能用来表示事物的字，不仅限于名词”(文军，2007)。当时译名五花JLI'-J，如把74democracy(民主)译成“德谟克拉西”，把bank(银行)译成“板克”，把energy(能)译成“爱耐而几”，等等。人们无不感到译名之难，正如刘半农在1918年3月《新青年》上发表《复王教轩书》中指出：“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转引自陈福康，1992)。对于译名问题，当时陈独秀、沈雁冰、郑振铎、刘半农等大家均发表过研究论文。如早在《新青年》1916年2卷4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西文译音私议》一文，总结了西文和汉字的译音对照表并作了说明。沈雁冰就译名的统一问题与作家陈德徽互通书信，交换意见。两人的书简以《译名统一与整理旧籍》为题发表在《小说月报》1922第l3卷6期上。除上文外，郑振铎于1923年发起关于译名问题的讨论。他署名西谛在《小说月报》1923第14卷12期上发文《文学上名字译法的讨论发端》。同期参加讨论的有：“标准译名问题”(沈雁冰)、“翻译名词— — 个无办法的办法”(愈之)、“文学上名词的音译问题”(郑振铎)、“关于诗歌的名词译例”(吴致觉)。后来，林语堂也在《语言学论丛》1933年343—350页上有<<关于译名统一的提议>一文。他认为：以汉字译西洋语音无论如何总是不能有十分完满的办法，但是大家对于此事若肯慎重的共同研究，未尝不可找出一个很有条理的比较完满办法；并就此提出“译名改良的一个紧要的原则”。
随着时代的进展，一批批译名被固定下来，得到了统一。译名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然而，外来信息不断，新的译名接踵而来，它仍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外语与翻译2007年第2期(总第53期)时代已经积淀下不少解决译名问题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它已不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了。除了译名问题等翻译技巧和方法是五四时期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外，当时对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原本选择等问题也有过热烈的讨论。这些都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在语言学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人们开始用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翻译技巧。奈达的早期著作不乏对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阐述，如核心句的语法转换、语序处理，甚至具体到时间词、数量词的处理等。7O年代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专章叙述了翻译转换法，其中包括移位法、替换法(词形替换、词类替换、句子成分替换、复合句中的句法替换、词汇替换、反面着笔、补偿法)、加词法、减词法等。而我国张培基等1980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更是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增词、重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被动态译法、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十分到位，影响了许多外语学习者。
诚然，翻译技巧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词法和句法上。随着篇章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研究了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段落的整合与分解等技巧，并且注意到译文要反映原文语言的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不同要求。
传统的翻译技巧主要从语法角度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现在，学者们又从不同的相关学科的原理出发，对翻译技巧加以描写或解释。认知语言学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等对语言作解释。翻译技巧主要是语言结构，特别是字、词、句、段方面的调整和变化，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很容易解释和领悟。如：I RITt flO grateful to my father for his continuousencouragement during my childhood．译为：儿时父亲不断地鼓励我，我非常感激。
这个译例中包含多种翻译技巧：两个代词my和一个his的省略，continuous encouragement的词性转换、不定式短语for his con—finuous encouragement during my childhood的转句译法以及句内的词序调整等。这些固然可以从语法角度来加以考察，但从语义认知和语义结构的角度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意的焦点不在语言形式或言辞上，而在意义上。省词还是增词，词性是否转换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义是否能更好地、完全地表达出来。同样，对于词或词组是不是译成句子(或相反)，“我们翻译的注意中心，不是在对象是不是词句，而是在产生了总体概念或意象后，再重新组织和产出话语。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转句译法中显现的翻译认知规律”(谭业升，2001)。显然，无论是不定式短语或分词结构，只要在逻辑上包含主谓关系时都可以具备转句的条件。
解构主义和文化转向看来与翻译技巧风牛马不相及，但对之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使人们走出语言和意义的完全统一、语义完全确定的误区，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把语言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无限地拓宽了译者的视野。这些新理论对翻译技巧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翻译技巧的研究也有启示。解构主义和文化学派的研究都表明，文本具有未定性和不确定性。“既然文本是不确定的、有模糊点，译者自然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鉴于文本的这种根本性的特点，其“未定性”和“空白点”可能是译学研究的一块富油田，如大力开发，成果有望喷薄而出”(王大伟，2007)。应该说，在认定“未定性”和填补“空白点”方面是大有技巧和方法可言的，新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的。例如： 一对于旧中国批准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不予承认。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has decided not torecognize as binding on China the Protocol ratified by75外语与翻译2007年第2期(总第53期)the defunct government of China．(王大伟译)
旧中国批准的议定书客观存在，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这里该说的是不承认它对于新中国的约束力。从逻辑上讲，原文存在“空白点”，加上as binding on China后，译文的“空白点”消失，显得正确而得体。这类空白点的增补，可以加以总结，成为行之有效的翻译技巧。
文军主编的《中国翻译技巧研究百年回眸—— 中国翻译技巧研究论文索引(1914—2005)》收录了1914—2005年中国报纸期刊中有关翻译技巧研究的论文的相关信息2382条，每条均按以下顺序编写：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出版社名)、刊期(出版时间)／起止页码(总页码)；摘要；关键词。并附有作者索引及关键词索引。在索引收集的文献中，解放前l9篇，上世纪50—70年代116篇。80年代595篇，90年代861篇，新世纪以来791篇。我国翻译研究的总趋势是：解放前已经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五六十年代曾有过一股研究热潮，但文革开始，嘎然而止，延时l0年有余；80年代我国的翻译研究蓄势喷发，骤然而起，但研究范畴有限，其中以方法和技巧为盛；至90年代，翻译技巧方法类文献虽有增长，但势头大减，所占份额不足1／3；进人新世纪以来，翻译研究更以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态势展开，技巧方法类翻译文献的绝对数虽有增长，但份额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