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在欧洲留学期间，曾尝试把中国古典诗歌，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诗及晋代诗人陶潜的诗译为法文。当时，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1871—1945）曾为我的法译《陶潜诗>选写序，称赞：“虽然是中国人，并且学了我们的文字还不久，梁宗岱先生在他的诗与谈话中，放佛不仅深谙，而且饕餮这些颇特殊的精微。他运用和谈论起来都怪得当的。”
1927年，我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瓦雷里的长诗《水仙辞》，把它寄回国内，刊登于《小说月报》。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这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大师的作品。
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写信给我，这样评价我翻译的陶潜诗：“你翻译的陶潜诗是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习！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时同样的。”“我已经收到你拿精美的《陶潜诗选》，我衷心感谢你。这是一部杰作，从各方面看：灵感，迻译，和版本。”
1934年8月，我旅居日本时，把自己近年来的译作收成集出版，用歌德的名诗《流浪者之歌》的首句“一切的封顶”为题，集中收入了歌德、波特莱尔、魏尔伦、瓦雷里、里尔克、尼采、雪莱、勃莱克的部分诗作。
我自认为自己的翻译态度是严肃的。我认为，翻译是再创作，作品首先必须在译者心中引起深沉隽永的共鸣，译者和作者的心灵达到融洽无间，然后方能谈得上用镜站定语言技巧去再现作品的风采。我在《一切的封顶》一书的序言中写过：“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三我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说，自己深信能够体会各种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
至于译笔，大体上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我在翻译瓦雷里、波特莱尔、威尔伦的作品中，一一做到了再现作品的意蕴和风格。香港评论家壁华曾说：“这点，只有杰出的诗歌翻译家方能做到。在五四运动以来，除梁氏外仅有朱湘、戴望舒、卞之琳等少数几个能达到这个水准。正是因此，梁氏的寥寥几十首译作，对诗歌翻译工作者来说，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解放后，我在任教之余，继续出事翻译，曾从德文直接翻译了《浮士德》（上卷），已于去年交付出版社。我译的莎士比亚商籁（十四上诗）一百五十四首的译文已选入《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诗译文面世后，海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出版单行本。据悉，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把此书列入出版计划。《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专号》1981年第7期曾发表钱兆明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一文，其中对我的莎诗译本作了这样的评价：“梁译的特殊是行字典雅、文笔流畅，既求忠实原文，又求形式对称，译得好时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韵到。”“人常说格律诗难写，我看按原格律诗译格律诗更难。凭莎氏之才气写一百五十四首商籁诗尚且有几首走了点样（有论者谓此莎氏故意之笔），梁宗岱竟用同一格律译其全诗，其中一半形式和涵义都兼顾得可以，这就不得不令人钦佩了。”
我译歌德的《浮士德》（上集），本来早就已译好了的，不料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把我的全部著作烧光，所以只好从头再译。《蒙田试笔》我译了二十多万字，被烧光，现在无法再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前年刚译完上卷，我就病倒了。现在，我七十九岁，卧病在床，计划在病愈后完成《浮士德》的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