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得了一封傅雷的信，是写给楼适夷的。没有信封，信夹在一本1947年出版的法文毛边书里。书名是《La Machine ou L’homme》，作者Lucien Duplessy。书的扉页有傅雷的法文签名。傅雷寄书的目的，是叮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重印他的几种巴尔扎克译著时，封面上的花纹要以此书为参照。在这册书的封面上，傅雷用铅笔对花纹如何使用做了详细的标记。书里所夹信件（2006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傅敏编《傅雷文集》书信卷未收此信）内容如下：
适夷：
上星期给了你两封信，现在又有几件或大或小的事向你报告。
1. 关于巴集的锌版，已做了高老头的一本共15块；其余的约下月十日前完成，插图下说明文字已交出，但因字体问题，尚未发排，正由郑逸良交涉中。我意锌版与说明文字的纸型最好于八月十五前后寄到北京，不知能办到否。
2. 书题我自己试写了几张，给你看看，是否比排的好看些。因直行不比横行，恐任何仿宋体都要显得太小。但我自己写的字毫无把握，这是初次献丑，请绝对老实告知意见，不用即不用，决无误会！倘可用，亦请将字样寄回，让我在这试做一块版子，打一张样子看看。
另有关于仿宋体字问题，想和你谈一谈。目前市上通行“华丰体”，那是1933左右铸成的，成绩很糟，当时华丰主人乔进安（大同旧同学）和我诉苦说铜模已做出来，非常难看，工本甚大，废去又不堪损失。谁知到了今天，大家一致采用。可见此人有眼无珠。以下又有一件与你社中有关的消息奉告：上周无意中遇到平明编辑部的一位同仁，谈到“红与黑”，他不胜感慨，说此书已经加工了不知多少遍，在平明搁了一年有余，大家还是不满意。据说“魔沼”的情形也是如此。最大的错误甚至把“幼时养牛”译作“手臂力大，能举起一条牛来”（“养”与“举”在法文中同一字，我一听就笑了）又把“犁”译作马车，于是将错就错，说“马车开到田里去”。因你早前提到要约罗玉君译稿，故将她的程度奉告。听说她能力虽差，志气倒满大，预备动手什么全集呢。
陈西禾打电话来，说七月一日有信给你，迄未得覆；不知是否失落？
夏衍处有否将意见书寄去？（勘误表不能漏寄）
以前三四信中记得都有些问题问你，希望及时都能答复。
匆匆即问
近好
傅雷叩
七月廿四夜
收信人楼适夷也是翻译家，是傅雷的老朋友。他们相识于四十年代初。当时楼适夷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经常借住在傅雷家的亭子间里。此后楼适夷每次到上海公干，必去傅家拜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做几日的短暂停留。鼎革之际，想在天子脚下对新政权观风望气一番，以决定去留。此行的火车站接送都由楼适夷承担，足见两人交情之厚。傅雷最终决定留在上海，这次在京和楼适夷的谈话想必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解放初，傅雷的译稿都在巴金主办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三年十月，楼适夷（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管全社日常行政并负责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书稿的终审）到上海和傅雷商量将他已出版的几部巴尔扎克译著从“平明”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建议傅雷以后每年至少翻译一部巴尔扎克，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傅雷自己定。傅雷答应下来，同时提出，所有书稿都要在上海发排，以便他能监督一切印前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五部巴尔扎克小说同时由人文社重版。由傅雷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断定此信写于上述两个日期之间，那么就应该是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新书的装帧、排版问题。对自己著作的方方面面都事必躬亲，是傅雷工作的常态。他总是力求使每部译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尽善尽美。这也就是为什么傅雷答应由人文社重印他译的巴尔扎克小说的同时，坚持要在上海亲自处理发排事宜。一般认为，傅雷既具有过人的才华和超卓的见识，同时又古怪易怒，孤高桀骜，难以交往。对这些细节问题的“较真”，从某个侧面可以表现出他性格中对别人不信任的一面。一九五三年他在写给香港翻译家宋淇的信中，对自己的工作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